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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玉江张建峰
戚继光作为杰出的军事家、抗倭英雄，南征北战四十余年，为清灭倭寇、巩固北部边防作出了杰出贡献，同时他还是明代的重要武术人物，他的《纪效新书》记录了枪、牌、筅、棍、钯、射等武术内容，收录了《杨家六合八母枪法》、《剑经》等器械拳谱，为明代武术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武学思想影响了明及明代以后的很多军事家和武术家。戚继光武学思想的形成与成熟与当时流行于世的阳明心学有着密切联系，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功夫也可以说是这位戎马倥偬的儒将一生所追求的最高理念。
一、儒学与戚继光武学思想
戚继光德武学思想从形成到发展及完善，经历了多个阶段，但始终都是从军事实践中来，根植于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抱负。从思想来源来看，他的理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以《孙子兵法》、《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共同构成的《武经七书》，另一个是以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学典籍。因而戚氏的武学理论蕴藏着兵儒合一的特性。尤其是儒家的经典思想成为他日后作为一代名将的思想后盾。
自戚继光的五世祖戚斌开始，戚氏家族便世袭将兵之职，但戚继光一生却常以儒将自居，他的《纪效新书》——《练将篇第十四》就针对将领思想境界的培养提出了鲜明的看法，他认为：“无分于武弁也，无分于经生也，无分于草芥也，择其有志于武者，督郡而理之。首教以立身行己，挥其外诱，明其忠义……”可以看出戚继光把将领能否立身行己、抵抗外在的诱惑、深明大义作为首要之前提条件。因此他指出：“为将者需先将《孝经》、《忠经》、《论语》、《孟子》、《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然后益之《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以广其财；授之《大学》、《中庸》大义，使知心性之源。”由此，戚继光对儒家经典的推崇可见一斑。他对将领培养过程中的思想基础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认为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措方而不构于方，悟法而不泥于法”，然后才能“进之以器技、行伍之务，置诸蜉鼓实用之间，心方自信，职方自决。”此时将材方才算成矣。
戚继光本人对四书五经颇有造诣，尤其推崇《大学》，他指出：“上自天子，下至于庶人，凡有家、国、天下之责者，一切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出自《大学》，可上承格物致知之法，诚心正意之本，下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刚健有为之道，是“大学”的中心和中轴。他在关于将帅品德培养的问题上，把《周易》的“惟谦卦无凶辞，古之大将惟谦善终，此之谓也”作为对将帅日常行为的要求。在谈及将帅人格的培养时，主张最为要紧的就是为将者能否“将生死置之度外”，还援引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以作勉励。他还非常欣赏孟子“我善养浩然之气”一文，主张将帅应注重个人修养，善养浩然之气。
另外戚继光还摄取了从汉代到宋代理学所确立的一套贴近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在人生追求上，戚继光在兵学领域解释和发展了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说：“利与众共之，不自以为利，则独享其利也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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