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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瑞认为,“消费文化是关于使用物品的文化”,“以物作为媒介是人们建立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1]在消费文化研究中,物品、物品的使用之所以成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第一,物品不仅具有交换价值,能够从物质上满足人的需要;同时也铭刻文化意义,具有文化价值。第二,对物品使用的关注也使消费者进入研究视野。消费者通过对物品不同于生产者预定功能的开发,而生产出符合自己需要的实践。本文试图通过剑的使用,考察其社会谱系的重组和文化意义的重组。因为,不同的使用者在剑之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雕以不同的文饰、挥舞出不同的“剑花”、引申出不同的功用。因此,通过对使用方式的变化、“剑法”的新联想、剑的意义的新探究等消费活动的考察与绘制,有助于展现具有鲜活个性的剑的文化史。
1用作格杀的兵剑[2]
钟少异(1998)根据剑“尖锋、两刃、中部有脊、底部有茎或柄”的特点已在箭镞和矛头中成型而推理:先民由箭镞和矛头而作剑。[3]剑,在春秋晚期步战中被采用。如《史记?周本纪》载,武王伐商,攻入朝歌后,“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公元前550年,晋国内乱,赵氏、范氏合力攻灭孪氏的战斗中,赵鞅“用剑以帅卒”(《左传》)。战国时期,剑成为军队装备的主要格斗兵器。据《荀子?议兵》记载,魏国通过“穿戴甲胄,操强弩,负箭箙,持戈佩剑,携带三天粮食,从早晨出发,至日中而行军百里”考选兵卒,韩国也以“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作装备步卒。
兵剑以二种方式作战。一是剑与盾配合,直接投身作战。如樊哙“带剑拥盾入军门”(《史记?项羽本纪》),以及汉代晁错所言使用场合,“曲道相伏,险厄相薄,此剑楯之地也”(《汉书?晁错传》);二是作为备用武器,在使用弓箭或长兵时插于腰间,于弓矢告馨、长兵折损、车毁马毙、弃车肉搏时拔而作战。[4]兵剑的技法主要有二,锋之“刺”和刃之“斩”(击)。如《太平广记》越女与袁公的“斗剑”中,袁公用“剑锋”而刺,“袁公操其本而刺处女”;越女以“刃”斩击,“女因举杖击之”。其攻击部位也有二,“上斩颈领,下决肝肺”(《庄子?说剑篇》)。后来,随着剑身加长和复合剑的出现,其“击”得以凸显,延伸为“格”、“洗”之法,并与原先的“刺、击”一起组成了剑法“四母”。[5]
当然,兵剑的使用生死攸关,“乃当兵防身、杀贼、救命的贴身勾当”(戚继光《纪效新书》),因此人们在实践中积累并提炼出用剑的运动心理的技战术等经验,为武术技击理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第一,在运动心理上,“内实精神,外示安仪”、“布形候气,与神俱往”;在持饱满斗志的同时,又有平静与安详之容,实现运动中神与形的高度统一。第二,在运动表现上,“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守而未发之时给对方以弱之假象,出手时则以泰山压顶之势,风卷残云。(赵晔《吴越春秋》)第三,在战略战术上,“示之
